哪里医院治白癜风比较好 https://yyk.39.net/hospital/89ac7_map.html韩非思想的生成基础。韩非著作中强烈的急迫焦虑之情跃然纸上，不免略显急功近利，然而这确是形势所迫，并不是韩非主观意志所决定的。韩非思想的“危”和“急”，正是根源于韩国现实存在的内忧外患，有其针对性，目的在于解决韩国国内存在的君弱臣强、农耕懈怠、依附诸侯、风气败坏等现实危机，希望通过著述对韩王进行劝谏和教导，革新政治而使韩国免于亡国之患。
一、政治现实：主黯国弱。据《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韩非是韩国公子，活动时期在韩安釐王（前年—前年）至韩王安六年（前年）之间。对应秦国，则是昭襄王（前年—前年）至秦始皇十四年（前年—前年）时期，此时正值秦国东进的高歌猛进时期，韩国处于风雨飘摇之际。
韩国自釐王之后一直黯弱，战事屡败，而受秦东进之战祸尤烈。釐王三年与赵、魏联军二十四万为秦所败之后，接连丧失宛、武遂之地，几乎沦为秦的附庸之国，釐王十二年“与秦昭王会西周而佐秦攻齐”、十四年“与秦会两周间”，而这又引起赵、魏的不满，因而釐王二十三年“赵、魏攻我华阳”，秦国却并未救急，韩相国陈筮求见穰侯、穰侯担心韩国成为其他诸侯的附庸方才出兵。
据《韩世家》的记载来看，韩桓惠王即位后秦攻韩之势愈加迅猛，二十年间秦接连攻取韩的陉、阳城、负黍、城皋、荥阳、上党等地，二十九年甚至一次性占据十三城。因而韩非才有“天下四击，主辱臣苦”的悲叹，韩国之国势日削，于此可见一斑。
当此之时，韩国君臣真的如韩非所说的，“修守备，戒强敌，有蓄积，筑城池以守固”应对秦国及其他诸国的环伺之势么？韩国的国内政治环境又是否与《存韩》中“上下相与同忧久矣”即上下一心、为国谋、为君忧的情形一致呢？
从《韩非子》所载来看，似乎内忧更甚于外患。韩国上下已显暮沉之势，君臣毫无力挽颓势的决心及魄力，所以韩非才有“当今之世，大臣贪重，细民安乱”之愤懑，上下均安于现状而无视危亡祸乱，而这些掌握重权的大臣更是专权独断、朋党比周、以权谋私，他们“无令而擅为，亏法以利私，耗国以便家”对君主和国家造成极为严重的危害，“惑主败法，以乱士民，使国家危削，主上劳辱。”
可知韩国当时是风气败坏、权臣当道、乱法自为的政治局面。同时，从韩非对君主的劝谏及相关论述来看，当时的韩王在政治上并无杰出才能、至多算是中等水平的普通人，这也是韩非劝谏立论的现实基础。
“中人”君主便不免喜怒好恶之常情，所以韩非反复强调君主应该掩饰喜怒好恶恶、暗藏心术意欲，“君无见其所欲君无见其意”，令臣子自陈其情、自显其行；“去好去恶，臣乃见素；去旧去智，臣乃自备。”君主不应妄图以自己有限的智行，去与一国之人的智力、心术去较量；“函掩其迹，匿其端，下不能原。去其智，绝其能，下不能意。”
如此才能确保君主不会凭借君主喜好而劫弑君主。韩非对君主的要求只有最低的推行法制，“人主者，守法责成以立功者也。”，依靠法、术、势的结合，形成事功责成的赏罚制度，实现“明君无为于上，群臣悚惧乎下。”使得臣僚不得不尽心尽责、辅佐君主。
然而事实证明，韩王也未能达到韩非的要求，从其对君主的不满论述中可以看出，韩王因国力弱小而受制于诸侯，“今者韩国小而恃大国，主慢而听秦。”乃至忘却自身国力才是立足根本、导致本末倒置，“今不行法术于内，而事智于外。”；
听信游说辩智之士，“今守度奉量之士欲以忠婴上而不得见，巧言利辞行奸轨以幸偷世者数御。”而轻耕战之守备国策，“人主说贤能之行，而忘兵弱地荒之备。”；听信左右大臣而不以功责、赏罚为准绳，“不以功伐决智行，不以参伍审罪过，而听左右近习之言。”；甚至绝望无力到寄托精神于虚无缥缈的鬼神迷信之中，“龟策鬼神不足举胜，左右背乡不足以专战。然而恃之者，愚莫大焉。”
与此同时，韩国形势正如韩非所说，与秦郡县无异，不但国境被外敌包围、遭受“天下四击”的危机，韩王安时期甚至连国相任免也得仰秦鼻息，致使君位虚设、外臣凌主，怎能不令韩非感到忧心如焚乃至有“主忧臣苦”之恨？所以其著政论才极端追求功利和效用、反对浮辞辩说、反复强调君臣矛盾，背后正是韩国亡国之迹已露端倪的历史形势所迫。
韩国事秦三十余年，又与秦接壤，韩非自当对秦国之国势、政治体制了解甚多。韩国面临内忧外患，而内忧的危害尤甚，其内忧就是政治制度及君权运行的现实问题。秦国经过商鞅变法，制度设计及权力运作是颇为通畅且有效率的。韩非思想中的追求效用和功利、反对文学辩智、任用法术、强调君主权威等内容，在秦国当已为“常态”和既定现实。
故而，秦朝的率先垂范和韩国政治现实需求，共同促成韩非对于法家学说实践的经验继承，又结合韩国君权旁落、法术不行的独特现实，对秦法家的思想传统有所突破和创新，导致其学说极为凸显君主专制和严行法术，韩非的一切政治主张都以这一内容为核心；
因而表现的异常急功近利和不近人情，一切以冷峻的利益考量为出发点，目的便是清除君主权力运行的政治、经济及社会文化障碍，希冀紧随秦国其后而崛起，解决韩国的内忧外患，实现富国强兵。
二、经济现实：民弱国贫。首先，韩国范围内“土地小狭，民人众故其俗纤俭习事。”可以看出，韩国在以农耕为主的经济结构下，发展条件并不优越。而“颍川、南阳政尚忠朴，犹有先王之遗风。颍川敦愿。”更是表明，韩地因地理环境和生存压力，导致民众重实利，不好礼乐虚辞。
然而，韩非所处时期的韩国已迁都新郑，而“郑、卫俗与赵相类”，司马迁说赵地“民俗懁急，仰机利而食。丈夫多美物，为倡优。女子游媚贵富，入后宫，遍诸侯。”韩国经此一改忠朴敦厚之民俗，而成急躁投机、媚事富贵之浮风，对本就有限的经济发展条件更加不利。
同时对于韩非《孤愤》、《五蠹》等篇抨击文学辩智，而《说难》和《难言》等篇又展现出李斯称之为“淫说、辩才”的雄辩美辞之风的前后矛盾，有更深的社会文化和历史环境的认知基础。
其次，韩国人地矛盾紧张。韩位于地少人密、众强环伺的地区，百姓无力获得应有授田数量，然而仍需承担国家赋役，造成人口隐匿、土地混乱、国家授田制度难以维持，形成“上无通名，下无田宅”的现实状况。
因而秦施行招徕三晋之民的政策，获得众多三晋之民的积极响应。战国末期，国家授予的土地因不再收回而使得为民众长期占有，土地私有化得以实现。土地得以买卖交换，这就导致了土地关系变换的频繁性和不稳定性，既有通过功劳赏赐或罪责剥夺的土地变动，也有工商致富后进行土地买卖的交易，更有列国兼并或私人开垦所得的新土地。
然而工商之人买卖、兼并土地多是针对农民所有土地，而从前文形势观之，韩国备受侵凌因而兼并所得之新土地数量极少，韩非对于私人开垦并未多谈，但从其关于“贵生之士”和“岩穴之士”的攻讦来看，应是不提倡的；
因为这些不受国家掌控的人及其赖以维生的垦荒土地和财货于国无益，难以纳入授田制的管理范围，所以韩非所经历的经济关系应限于国家管理下的授田与因罪没收、以及工商日益兼并农民的土地关系。从韩国经济发展状况中作简要梳理，以便明晰韩非思想的经济基础和现实来源。
《五蠹》开篇便以人地关系论证历史形势，韩非目睹韩国乃至列国地狭人众，导致兼并纷争的因果关系，进行了深刻的历史分析。同时，这种人地矛盾必然导致农民丧失土地、赋役不均的后果，面对严峻的现实，韩非所经历的农民阶层的变革主要分三种情况：一是为逃避国家徭役、赋税“附托有威之门”耕种官僚、贵族或豪强等地主的土地成为佃农；
二是沦为“庸客”依靠出卖劳动力帮助有地农民或地主耕作以维持生计；三是放弃农事一途，转而从事工商之业，“耿介之士寡而高价（商贾）之民多矣”，或者脱离土地转而修习文学，“中牟之民弃其田耘，卖宅圃而随文学者邑之半”，这一转变似有愈演愈烈之势，导致国家赋税来源丧失严重，“今境内皆言治言耕者众，执耒者寡也。”
因而为韩非多次抨击和反对，旗帜鲜明的贬斥耕战二事之外的社会活动和经济活动。《五蠹》强调人地关系，实际是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思考君权对于人力的控制，目的是如秦国那般将人力、物力、土地与国家战略绑在一起，以“耕战”达到富国强兵，韩非著作对于秦国的“耕战”政策极为推崇，二者在全民“耕战”的主张上，是一脉相承的。
最后，韩国经济发展尤其是农业生产不良。韩非认为富国强兵唯有通过耕战方能实现，因而对此给予大量篇幅以反复论述，而这正是由于社会现实与理想目标相悖离所导致的。韩非时期的农民外受战争荼毒，而内受繁重赋役，生存状况极为脆弱，韩非对此不无感慨，农民辛苦耕作还难以维持温饱，一旦有天灾荒年更是家破人亡不得身完。
对于农民耕作辛劳与生存艰难的状况，韩非却并不局限于人口和自然环境，而是深入分析韩国存在的诸多导致农本受挫的因素。一是经济因素，工商末作导致农民土地丧失和无心务本，“耕战之士困，末作之民利”；
二是政治因素，统治阶级赋敛无度，“官擅为故奉重无前，奉重无前则征多”导致农民纷纷依附豪强私门“以避徭赋，而上不得者万数”；
结语
三是文化因素，当世道德毁誉评价极大挫伤农民积极性，这种商业经济思维又使得韩非不再追求血缘伦理下的政治模式，而发展为“经济的等价报偿法则是占支配的地位的”计算社会，和以利益交换的政治模式。法的作用便是保证君、臣、民各自取得应有的利益，并使之成为国家和社会利益计算的准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