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耕地“撂荒”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也成为制约乡村振兴和发展的一大因素，站在农民的立场考虑问题，“撂荒”实属无奈之举。整治耕地“撂荒”，不仅仅是强推“一定期限内不种粮食就收回耕地承包权”这么简单。要想从根本上杜绝“撂荒”难题，动力在收益，关键在政策。
以史为鉴：土地“撂荒”自古有之
在春秋时期，范蠡就提出过“农病则草不辟”，是说如果农民的利益受到损害，那么田地就会出现“撂荒”现象。到了战国初期，李悝也提出粮食价格“甚贱伤农”，“农伤则国贫”，是说如果粮食价格太低，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就会受到挫伤，会导致国家积贫羸弱。
从收益的角度看，在春秋时期的鲁国和梁国，由于种桑养蚕收益远高于种植粮食，导致粮食生产的根基动摇，进而出现大范围的饥荒，最终不得不归顺齐国。相反的例子是“商鞅变法”，在经济上主张重农抑商、奖励耕战，商鞅主张通过高价收粮保护农民利益，使“市利尽归于农”，鼓励发展农业生产，使得秦国成为富强之国。
以史为鉴，如何保护好农民的利益，使得种粮有钱可赚，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是破解“撂荒”现象的根本，也是事关农业稳产保供和国家粮食安全长期性、根本性问题。
土地“撂荒”产生的原因
土地之所以“撂荒”，其根本原因是种粮收益低下导致农民种粮积极性不高所致。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化肥、农药、燃料等投入品以及劳动力、地租等的价格大幅上升，特别是农资价格上涨严重消耗了粮食补贴给农民带来的好处，粮食生产的利润空间受到明显挤压。另外，随着农业对外开放程度进一步扩大，在进口粮食低价冲击国内市场的同时，也使得国内粮食价格波动幅度放大、波动频率增加，粮食价格大起大落的风险明显加剧。
从粮价的角度来看，虽然近些年粮食消费价格大幅上涨，但主要体现在仓储、运输、加工、包装、销售等一系列费用的增加，甚至存在资本投机炒作等中间环节。而种粮农民直接从这些环节中获得的收益较为有限，而且由于化肥农药等投入品的价格涨幅超过了粮食价格的上涨，农民的种粮收益不但没有增加，反而打了折扣。
据统计，在过去的十多年时间里，三大主粮小麦、稻谷、玉米的亩均生产成本，由年的元增加至目前的元左右，增幅高达83%，特别是人工成本和土地流转费用分别上涨了%、%，成本“地板”在不断抬升，但粮食平均出售价格仅增长了19.8%，成本增速明显快于粮食价格增速，农民种粮收益呈下降趋势。
特别是土地流转费用每年都是水涨船高，对规模化经营的新型农业主体形成了很大压力。另外，与经济作物相比，粮食作物种植收益明显偏低，和其它产业横向对比，农业又是比较薄弱的产业，现在很多传统农业区，一般性季节工、临时工每天工资在元以上，带点技术的工种价格更高，种粮一年比不上打工一个月的收入。
从国际层面看，越来越高的种粮成本，既挤压了农民种粮收益的空间，同时也面临进口低价粮食的冲击，这已经成为制约我国农业发展的突出短板。目前，我国种植每亩稻谷的成本比印度高%，小麦、玉米和大豆的每亩种植成本比美国高%、41%、36%。从构成看，人工和土地两大成本是导致我国粮食生产成本偏高的主要原因。我国每亩稻谷人工成本比印度高%，小麦、玉米、大豆分别比美国高%、%、%，人工成本高的主要原因是机械化程度低，劳动力价格上涨。而土地成本明显偏高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我国人多地少的自然资源禀赋所决定，导致土地流转费用逐年增加。
对农民而言，辛苦种一年的粮食，盼望的就是在收获后能卖个好价钱，但实际情况却并不乐观。据统计，自年以来，小麦、稻谷、玉米和大豆的亩均净利润自年（.8元）以来开始大幅下滑，年之后盈利由正转负，~年三大粮食作物亩均亏损分别为80.3元、12.5元、85.6元，这种持续亏损状态也是自4年以来首次出现。农民种粮现金收益也是大幅缩水，年每亩仅为元，比年减少了元，这种状况需要引起特别重视。
我们应清醒地看到，虽然我国粮食连年获得丰收，但如果放任种粮效益持续下滑，虽然“一定期限内不种植粮食就收回土地承包权”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对“撂荒”形成约束，但容易出现粗放经营、减少投入等弊端。同时，也会加重更多耕地由口粮作物转向种植效益更高的经济作物，由此加重耕地“非粮化”甚至“非农化”趋势。
整治耕地“撂荒”，动力在收益，关键在政策
从破解耕地“撂荒”的措施来看，农民种粮的动力在于收益，而收益的关键则在政策。在政策方面，要坚持稳预期、降成本、防风险，加快构建保障有力的补贴、信贷、保险“三位一体”的粮食生产支持和保护体系，多措并举，让农民种粮有效益、不吃亏、得实惠。
一是要稳定种粮收益预期。如果粮食价格波动较大，有可能产生更为复杂的连锁反应，进而影响粮食安全的大局。例如，2年是我国实施“扩大豆工程”的第一年，在种粮收益的预期下，农民也是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大豆种植面积大幅增加，产量也首次迈上0万吨的台阶。但大豆价格在收获后却一路高开低走，和种植玉米的收益形成鲜明对比，极大打击了3年农民种植大豆的积极性，这时候再往回拉，往往需要更大的政策成本。
在加入世贸组织以后，我们不得不适应规则，但在规则之下，应坚持完善稻谷和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充分发挥托底功能，释放重视粮食生产的信号。对于玉米和大豆，在稳定和扩大生产者补贴规模的同时，更要避免价格的大起大落。
二是要持续推进降本增效。在加大农业社会化服务支持力度的同时，鼓励和支持合作社、供销社等三农服务主体为小农户集中采购农资，提供全链条各环节的生产性服务，通过制定区域性指导价格等方式，引导农资、土地流转费用回归理性。
三是切实加强资金和风险保障。农村发展离不开金融支持，当前农民普遍存在“贷款难”“贷款贵”等问题，而另一边银行却存在“难贷款”“成本高”的问题，要鼓励银行通过多种方式拓展农村金融服务，如增加服务网点、延伸农村金融供应链等。同时，也要扩大三大粮食作物的完全成本保险和收入保险实施范围，为防范自然和市场双重保险提供有效保障。
四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让农民种的粮食既要产得出、产得优，也要卖得出、卖得好，这就需要在农村加快发展现代食品产业，因地制宜提高农产品加工转化率和附加值，做好“农头工尾、粮头食尾”这篇大文章，向加工要效益，延伸产业链、打造产业链，让生产环节更多地留在农村，让增值收益更多惠及农民。
总之，在市场化条件下，提高农民种粮收益，是持续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的动力所在，而要实现这一目的，关键要从政策发力，确保粮食生产降成本、增效益、防风险。农民种粮有钱赚了，土地“撂荒”自然就成了“伪命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