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白癜风治疗费用是多少 http://m.39.net/pf/a_4785588.html迟来的正义非正义。
——题记
事故
李洋和王凤走在黎明前的曙色里，像两只蓄谋窃食的耗子。
李洋手里拎着桶，走在前，王凤抱着滚刷跟在后。王凤脚下绊了一下。她嘟囔道，疯子，刚五点，你不睡，别人还要睡。这样，两个人高一脚低一脚摸到施工的楼前。地下室的灯黑着，李洋打开手机，用屏幕微弱的光照着脚下，慢慢往楼梯底下走，王凤抓着扶手跟在后面。
“生前不必久睡，死后自会长眠——”
李洋话刚说完，就“唉哟！”喊一声，手机的光在空中一晃不见了，铁桶在黑暗里叮咚咚滚出很远。
王凤大声喊：“李洋，李洋。”
负二层是个在建的停车场，有一千多平方米，王凤什么都看不见，她拼命地喊，“死鬼，你在哪儿？你别吓我啊——”王凤的声音很大，她以为李洋和她开玩笑，李洋经常这样。可连喊几声，听不见李洋回应，她哭了，喊声也变细，她的声音被黑暗吞没了。
无人应答的王凤开始变得冷静，她没有往前走去找李洋，而是扶着楼梯退上来。来到地面，她放开嗓子喊开：“来人啊——救命啊——有人掉坑里了！”小区没有交工入住，远处工棚里的工友还在梦里，无人应她。
，，，王凤蹲在地上打电话，把她知道的电话都打了。
打完电话后，王凤扶着楼梯又到地下室，到负二层后，她不敢往前走了。她大声喊：“李洋！李洋！”
“哎，我在这儿——”地下传来一个微弱的声音。
王凤听见李洋的声音后哭了，她对着眼前的黑暗说：“死鬼，你活着啊，我以为你死了！你挺住，救援的很快就到，我给、都打了电话，他们问在哪里，说很快到。”
等待是漫长的。
王凤他们承包粉刷的这座楼，负二层下面有五十多个积水坑，每个有五六米深。海边施工，地下会不停地渗上水。施工前先在地下室挖上积水坑，水满后抽走，等所有的工程竣工，防水处理完，水坑会封死。黑暗里好像有无数的深坑，每一个都深不见底，只要她往前走一步，它们都会把她吸进去。王凤感到恐怖，恐怖在于不知道危险在哪里。她不知道李洋掉下去的这个坑有没有水？水有多深？李洋会不会被淹死？隔一会儿，王凤会叫声李洋，李洋哼一声，于是她知道他还活着。
二十分钟后，鸣着警报的消防车和救护车先后到了。电闸合上，负二层的灯亮了，工友和项目部经理也出现在工地。李洋掉进了楼梯口附近的一个集水坑。平时大家都坐电梯，没人走楼梯，楼梯口的那个集水坑没有任何安全措施。没人想到有人会在清晨五点走过，李洋掉下去，没人想到。
经理趴在地上，用手电筒照下去，集水坑很深，有五六米的样子，李洋在坑底，下半身泡在水里。集水坑的口小，给救援带来麻烦。那个负责救援的武警少校观察着周围说：
“负二层下面还有坑，这算是地狱的第三层吧！”
水坑上面挂了个一千瓦的强光灯，一个消防战士在腰里绑上安全绳，从上面下到坑里。他像包粽子那样在李洋的身上拴了好几道绳子，上面的人七手八脚把李洋拉上去。
李洋的脸上有擦伤，手脚不能动。少校给李洋，还有他掉下去的水坑拍照。最后他说，没事，可能骨折，两只脚，两只手，外加额头的擦伤，共五处有伤，“五体投地！”少校用一个词，形象地说。
医院。X光片显示他的双手双脚都骨折，腰部还有挫伤。他躺在病床上，四肢打着厚厚的石膏，吃饭喝水要人喂。最难受的是上厕所，王凤会把一个特制的塑料便盆塞到他身下。一个老爷们在被子下干这事，他羞愧难当，想死的心都有。他不吃饭，把王凤炖的排骨汤推到地上喊，“老天啊！你怎么没把我摔死”。
一个星期后，李洋适应了病床上的生活，日子从此变得简单，吃了睡，睡了吃。以前打工，早起晚睡，天天盼望着有一天能好好睡一觉，现在终于有时间睡了，但李洋睡得不踏实，经常做梦，不分白天黑夜。他总梦见自己在一个黑洞里下沉，耳边风声嗖嗖，深不见底，他会被吓得喊醒。有时他也梦见在粉刷房子，四周全是白色，醒来后，他看见白色的病房、白色的床单和穿着白大褂进出的护士医生。
伤筋动骨一百天。医院里躺了四个半月，终于迎来出院的日子。医院门口等出租车，李洋的脸白得像医生身上穿的白大褂。路边的杨树挂满白色的绒条，花絮满街飞舞。他想起自己掉进坑里是深秋，路上落满黄叶，出院的时候，春天已经来临，一切就像做了一个梦。
“要动，走，不停地走，明白吗？断了的腿会走好，否则就废了，手也要活动，抓东西。”医生说。
李洋不想动，动一下脚踝处疼得钻心，他觉得自己的骨头刚长上，走多了会断，医生说：“没事，走，大胆走，里面有钢板。”
李洋咬着牙，扶着床沿往前走，慢慢地，他走出了屋子，又走出了租住的院子，越走越稳，越走越远。有一天，他走进了我们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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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记得第一次见李洋的样子，他脖子上绑着绷带，右臂吊在前胸，光着头，要不是额头上那块纽扣大的疤痕，像极了《乌龙山剿匪记》里的钻山豹，而一旁的王凤又黑又小，就像个高中生。她手中抱着个白色的大方便袋，里面满满装着X光片、票据和病历。
“那么，律师，我们怎么办？仅医药费就花了八九万。”王凤问我。
“打官司呗！否则，您找律师干什么？”
“可告谁呢？我们粉刷的锦秀山庄2号楼由金地置业开发，省三建盖，天问公司装修，告哪个？”
“哦，那么说金地是建设单位、省三建是施工单位。按照法律，因建筑物及附属设施造成伤亡的，由建筑物的所有人、管理人承担责任。告金地置业和省三建！”
“可我们是从天问装修王老板那里承包的活儿。他们不承担责任？有人说这是工伤。”
“不是。你如果受雇于天问，是他们的工人，受伤后由他们负责赔偿，这就是工伤。而你从他们那包活儿，在法律上叫承揽关系，所以他们不负责。”
“不明白。”
又是工伤又是雇佣又是承揽，我自己觉得有些烧脑子，就从椅子上站起来，在地上走来走去，想找一下恰当的词，“这么说吧，你掉进谁的坑里、谁管那个坑？谁就承担责任。”
“哦，明白了，那能赔偿多少钱呢？”
“这就要看法医鉴定了，几级伤残？依我以前做的经验，你的手脚可能是九级左右，另外医药费、住院费、护理费、误工费这些都赔。”
“大约——，我说大约能赔偿多少呢？”李洋歪着头问我。
“假设是九级，按人均可支配收入乘以伤残级别系数……哎！你是农村户口还是城镇户口？”
“农村的啊！城里人谁还干那活儿？”
“唉！那就比较麻烦，农村户口的赔偿还不及城镇户口的一半，打个比方吧，如果你这个鉴定是九级，光残疾赔偿金这项，城镇户口十四万多，按农村户口六万多，还不到一半。”
“差别这么大？农村人的命就不值钱？哪里的道理！”王凤急了。
“法律就这么定的。我也没办法啊！意思是在城里生活消费高，不容易，多赔，农村生活消费低，少赔。”
“鬼话，农村才生活不容易，要不能往城里跑？现在都不种地了。”
“律师，你给我解释下，我们能赢吗？”李洋还是犹豫。
我说：“应该能，法律上把这种伤害叫特殊侵权，因为建筑是高危险行业，金地没把自己的坑管好，省三建明知有人可能从那里经过而没设安全设施。”
李洋说：“我有些糊涂，有人说工伤，有人说我有错，不该走那个地方，听着好像都有道理。另外，金地和省三建有责任，为什么天问没责任？”
我没法给他们讲清楚，法律上的术语太专业。我说：“法律有法律的考虑，要保护普通人的利益，加重这些大公司的责任，让他们管理好自己的坑，哪怕一个陌生人、一个与工地无关的人经过掉下去，也要承担责任。安全，人的生命无价，对不对？你掉下去，主要是因为那个坑上没护栏，也没有照明，对不对？所以只告他们两家。天问只是包了装修的活儿，那个坑与他们无关，所以不告。”
看他还不明白，我有些急了，“比如，你请人给家里垒个猪圈，找了村里的张三，你们说好了连工带料一万块钱，让张三干。张又叫了李四帮忙，李四从墙上掉下来摔伤，由张三负责，你不用管。因为你和张三是承揽关系，李四是张三请的人。你在这里就相当于天问，明白吗？”
“那不行，都是一个村里的，给我垒猪圈伤了，我也得管管。”李洋看着我。
我自己有些糊涂了，垒猪圈和建高楼不一样。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经济与科技高速发展，却忽视了人的安全和健康，工伤事故不断，旧有的法律对工人的保护又不利。于是各国立法，强制规定某些高危行业如没尽到谨慎注意义务，就要承担责任。如建筑、电力等，且举证责任倒置，如果不能证明自己没过错，就要承担责任，旨在保护弱势群体。我想告诉他们这些，但他们未必听得懂。我急了，翻书，给他们读《民法通则》，读《侵权责任法》关于建筑物侵权的责任规定，看见书上这么写，他们这才信了。
“那打官司的话得多长时间呢？”李洋说。
“简易程序三个月，普通程序六个月，你这个还要鉴定，鉴定时间不算入审限，如果有二审，可能更长，快也得一年吧！”
“这么长啊——”
两人同时张大了嘴巴。王凤说，住院的一部分钱是借的，官司打那么长时间，什么时候才能还？接下来两个人沉默了，好久不说话。我说法律就是这么规定的，我律师也没办法。
李洋说去年有个单位欠他们工资，他们去找政府，后来政府出面，过年的时候都拿到了工资，他的这个伤，能不能去找政府？
我说行，由政府组织调解，说不定很快就能拿到钱。两人仿佛看到了希望，“有困难找政府。”王凤收起她的方便袋，搀着李洋出了事务所的门。
调解
一大早，王凤和李洋来到“人民信访中心”大楼旁的农民工工资清欠办公室，高高的楼门，台阶上聚集了不少讨要工资的人，有的还穿着工作服。马主任从人群中一眼认出了光头李洋，他招招手，“那个李洋，你又来了，谁又欠你工资了？给你说了要找有实力的单位，哟，头怎么了？”
李洋心里一阵温暖，想不到马主任还记得他。他分开人群，走进大厅，两手握着马主任的手，眼泪下来了。
马主任把两人带到接待室，王凤一五一十讲了李洋受伤的经过。
“那么深的坑，也没个安全措施？太不负责了！”马主任听完，抓起电话给几个涉事企业打电话，“下午上班必须到我办公室！”
金地置业、省三建、天问装修和李洋四方坐在一张桌子前。金地置业的法律顾问说，他们的职工有保险，让李洋在一份起草好的《劳动合同》上签名，李洋变成了一个叫“王辉耀”的人——这没关系，工作由他们去做，赔偿的钱到时会给李洋，按十级工伤计，差不多能赔偿四万多元。他们还让李洋签一份保密协议，材料有好几份。李洋不认识字，他只会写自己的名。王凤读了材料后说不签，签了就是造假。李洋不是金地公司的人，也没投过社保。她还觉得四万元太少，不够药费的一半。
“那你们可能一分钱得不到。”金地的法律顾问说。
如此僵住了，四方在清欠办的会议室谈了一下午，没有任何实质进展。双方争论更多的是谁的责任。“你跑那儿去干什么？有电梯为什么不乘？”李洋觉得自己错了。他恨自己那天早晨为何没睡懒觉。眼看下班了，一直坐在角落抽烟的天问装修的王老板不耐烦了，他从椅子上站起来，“你就说句话，多少钱吧？算老子倒霉。金地把装修包给我，我把粉刷给你，赔多赔少最后还不得我拿？”李洋惭愧万分，觉得对不起王老板，那活儿他是托一个熟人承包到的。他赔着不是，小心地说：“王老板，我不是有意的。”
“有意的！那还了得喽？你说天不亮你两口子不睡困觉干什么？完了，这活儿又得亏本。”
王凤不高兴了，“谁愿意往坑里跳，出事总得有人负责！我们的人胳膊还伸不直呢！”
“说吧，说多少钱吧！”
一切的一切，最后还是一个字：钱。虽然健康无价、生命无价，但最后还是用金钱体现。
李洋和王凤没了主意，要多了，人家不答应，要少了又怕自己吃亏，两个人犹豫着，而五点半，下班时间一到，没等他们说，三家谈判代表出了会议室，一溜烟走了。
第二天我刚到办公室坐下，两人进来了，“律师，我们要多少合适？”
“赔偿多少关键是看伤残级别，”我说，“这得找法医鉴定啊！鉴定几级，就按几级赔偿。”
两人同声说：“好！就按法律，法律给多少我们就要多少。”
我把他们带到了自己熟悉的陈法医那里，由于不是法院的正式委托，比较随便。律师办这样的案件前，有时会提前带伤者到法医处看看，好心里有个数。陈法医是我们区资历最老的法医，他们的“仁正”司法鉴定所还是法院备案的伤残鉴定机构，有时他还出庭作证，就专业的问题回答法官的问话。只见陈法医戴上他的老花镜，认真读病历，看片子，又让助理把李洋的脚和手腕抬起量尺寸照相。一股浓浓的酒味从陈法医身上传来。这种人身伤害，还有交通事故赔偿案件关键看伤者的鉴定级别，法医有很大的话语权，连保险公司的人都求他。难道他中午还喝酒了？再看李洋和王凤，两个人紧张地盯着陈法医。陈法医皱着眉，把一张X光片举起在荧光灯光下看：
“这个嘛，这个骨折有些看不清，九级，八级也像靠得上，唔……”他摘下眼镜，把目光移向我，右手拇指在食指和中指上搓摸说。伤残鉴定是从低到高，十级最低，一级最高，一个级别相差七万元。
我来到楼道，王凤跟出来。我说陈法医的意思你看出来了？王凤说她明白，我说要不你们表示一下？鉴定级别高，赔偿高。“不过——”我转回话题，“这种鉴定只能调解时参考，如果对方否认，将来在法院诉讼时要重新鉴定。”
“不贪那个钱，按法律鉴定，几级就几级，咱不做假。”王凤回绝了我，果断地让我有些意外。那些我接触的委托人，都想方设法让法医往高级别评，以获取更多赔偿。她却拒绝了，但仔细一想，王凤说得也对，无论金地置业还是省三建，都有自己的律师，审查极严，做高了他们也不会赔偿。
李洋身上有三处构成伤残，两个脚九级，一个右臂十级。不过也只能按最高的一个参考赔偿，其余的两处会乘以0.02的系数。我给他按城镇户口标准计算，又给他算了医药费护理费误工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等，总计三十四万多元。这一次，他们知道该要多少了，两个人拿着计算的标准又去清欠办。
这一天四家又坐在了一起。
“这是法医鉴定报告，这是赔偿数额，三十四万，多了我们不要，少了一分也不行。”王凤把鉴定报告和赔偿明细往桌子上一放说。
金地和省三建的律师把头凑在一起研究起报告，天问的王老板坐在桌子一头抽烟。李洋和王凤等着对方的报价。金地的律师把报告一合笑了，“你们这个不算，没有通过法院委托。”
“怎么不算？腿还是这个腿，胳膊还是这个胳膊，委托法院做，还是这个级别。”
“你也不是城镇户口啊！不能按这个标准赔偿。”省三建的代表说。
“我问过律师了，只要在城里一年以上，就可以参照城镇户口赔偿，我们在城里打工五六年了，这个马主任知道，去年工资还是他帮忙要的。”
调解还有一个名字，叫让步。“你们好好谈谈，要有诚意。”马主任说完就出去了。一上午，两个律师都在研究李洋提供的报告，谈计算基数，谈农村和城镇户口的赔偿差别，就是不提钱的事，这一天无果而终。
接下来，在长达近一个月的时间里，马主任先后又组织谈了五次，每次都在两小时以上。李洋和王凤的赔偿主张从三十四万一路降到十五万，两个人都瘦了，他们不想打官司，调解时就得让步，调解达成能很快拿到钱。
“十五万，这是最后的数了。”王凤坚决地说。但三家说他们最多给十万，王凤坚决不答应。李洋则有些动心，十万的话药费基本够了。
“要是有个后遗症呢？你腿断了，谁负责？这以后还能干重活儿？”说完她就哭了。李洋又动摇了。
“打起官司来，要请律师，交诉讼费，一审六个月，加上鉴定，即便是判决下来，我们上诉，也拖两三年，那时这个钱都不一定有。”省三建的代表说。“我们处理这样的事故多了。”
“这倒是！”马主任在一旁也说。
“那好吧！算我倒霉。”李洋终于答应了。他觉得这一个月的谈判比干一个月活儿还累。
“十万，太不公平了。有一天你瘫在床上别找我！”王凤恨李洋的妥协，她哭着冲出会议室，但李洋是事件的当事人，她不同意有什么办法？
“世上没有绝对公平的事，钱嘛，养好伤再挣，你们签订协议吧。”马主任说。
这个几家谈好的协议最后没有签字。原因是金地置业要把赔偿金以借款的形式，由李洋从天问公司那里借出来，两个人糊涂了。“怕你们反悔啊！要是你们反悔，我们就到法院告你们，要借款。”
“这？”王凤气得说不出话。
“这是个制约啊，以前发生过，拿到钱反悔，到处告啊，我们经历过。”这次李洋也生气了，他觉得那个谈好的条件是个陷阱，就像吞噬他的集水坑，充满看不见的危险，坚决不能签。
“豁出去，我们打官司，输了我们认。”两人不顾及众人的面子，站起身，从清欠大厅向外走。他们觉得调解的过程就是夫妇两人受羞辱的过程。马主任手里举着喝完的矿泉水瓶子，无奈地说：“打官司，打吧，不关我事了，没见过你们这样的，就是伊朗核谈判也都有结果了！”
立案
我正在办公室起草一份诉状，王凤气呼呼冲进来，后面是一瘸一拐的李洋。
“我们要打官司！律师。”王凤说。
“这么长时间？我以为你们达成了调解。”
“别提了，律师，这次铁了心要打。”
“打官司可以，但诉讼的风险我以前讲过，时间很长，也不敢说保证绝对赢。”
“没事，你给我们打，我们相信法律，输了算我们的。”王凤说。
听到他们要打官司，我心里高兴，但谈到律师费时，两人说没钱，这让我感到沮丧。工钱是在粉刷完工验收后支付，还没干完，李洋就出事了，自然没付。而两人几乎没什么积蓄，就连住院费都有一半是借的，“能不能打回来付？”
“那叫风险代理，比正常收费高，打回来提百分之十。”我说，两人点头同意了。
我写好诉状，叫来李洋签字。被告有两个，金地置业和省三建公司。王凤说：“好，不告天问，活儿是从天问承包的，王老板对咱好，不能把王老板告到法院。”我说：“那倒不是，谁的坑，谁管理，就告谁，法律也是这么定的。”我把诉状打出来，要签名了，李洋有些顾虑，手里握着笔说：“律师，有把握吗？马主任说我也有错，我五点钟去地下室，还没开灯。要是官司打输了，十万也拿不到。”
“打，不相信天底下没个说理的地方。”
我还没说话，王凤抢前面说了。
案子立上一个多月没有消息，李洋和王凤开始给我打电话，我说按诉讼法，答辩期十五天，举证期不少于三十天，急不得。但我实在架不住他们天天打电话，就主动到法院查询，案子分在民一庭的刘法官手里。我问开庭的时间，书记员说省三建提出了管辖异议，一时半会开不了。
开不了庭，两人找到我的办公室，问什么是管辖异议？我说管辖异议就是说案子不应在我们这里审，应转到省城他们公司所在地审理。这是法律赋予人家的权利，没办法，不过他们的理由不成立，案子还是在我们这儿的法院审理，他们只是利用规则，拖拖时间。
“既然打官司，法律是公平的，那么给被告也要公平的权利，让他们举证答辩。法律就像阳光，照耀好人也照耀坏人。”
两人说明白了，让我催着法官，然后站起来离开。李洋说他的腿已经不碍事，只是不能干重活儿。
冬天到了，工地上的建筑活儿停了，地面上结了一层冰，脚手架孤零零站在寒风里，搅拌车也不再嗡嗡叫，它们像冬眠的动物，只等到来年春天才醒来。工人们放假了，有的早早回了家。没事的李洋和王凤一遍遍往我办公室跑，问我是不是对方在法院找关系了？我说既然诉讼了，就要相信法律，相信法院。王凤说那这个管辖的异议会审查多长时间，我说在举证期内，三十天。
两人天天扳着指头算，三十天一过，一天没晚，又来找我。年底法官都忙着结案，我打电话找不到刘法官，总是说在开庭。一天，好不容易下班时打通了书记员的电话，我问管辖驳回去了吗，什么时候开庭，书记员说案卷退回到立案庭了，现在院里规定，管辖异议由立案庭审查。如果异议不成立，对方不上诉，案件会移送到他们庭里，那时才能确定开庭时间。王凤很焦急，她直接抢过电话，“年底前能不能处理完？我们急着回家。”
书记员说，这个不好说，看立案庭那边。两人不信书记员的话，又去找主审的刘法官，刘法官说案卷没回来，他没东西审。
两人又去立案庭，立案庭负责管辖异议的王法官指着厚厚的一沓案卷说，还没看，下周一吧。
接近年底，每个法官手中一堆案，结不完。他们就让当事人撤诉，然后再去立，案件就成了来年的，法官的考核就通过。这是法官的惯常做法。李洋的案子对方提管辖异议，法官不用当年结案，求之不得呢。我心里这样想着，没有给他俩说，眼看着还有一个月过年了。他们的案子年前就别想了吧。王凤说最好能拿钱过年，我心里说做梦吧，别说年前开不了庭，就算开了，一次能不能开完还不好说，如果对方上诉呢？二审，时间会拖得更久。怕他们失望，我没告诉他们实情。
下雪了，天地间一片白，路上滑，汽车小心地在路上开。没有案件的我不去律师楼，律师是自由工作者，不用坐班。周一的时候，我正在睡懒觉，王凤的电话准时打来了，说他们已经到律师楼门口。我无奈只好陪他们去法院，两人穿着厚厚的羽绒服，笨拙的样子像两只狗熊。我说天没那么冷，夸张了吧？王凤说租的房子没暖气，只能多穿衣服。
打电话，约法官，过安检，我们好不容易到了法官办公室。办公室的人说审查管辖异议的法官开会去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在法庭的走廊里待了一上午，隔一小时，王凤就要进去问下，法官回来没有？中午吃饭的时间到了，我说看来上午够呛，吃饭去吧。两人觉得我陪了一上午，过意不去。饭间特意点了份猪头肉，我兴趣不大，给自己要了份蛋炒饭，两人把盘子吃得干干净净。
下午终于见到法官，法官很歉意，说让你们等了一上午。王凤说那你能不能现在就把案卷发回审判庭？审判完，我们拿到钱回家。法官听完就笑了，她说要做文书，就算发到审判庭，还要给对方送达，一时半会也开不了庭——差一点儿没说：“你想得容易。”
两人失望地从法院出来，雪停了，天却变得更冷。
王凤不给我打电话，绕开，直接给法官打，“我们的卷移过去了吗？”周五的时候，法官主动给我来电话，说卷宗到审判庭了，挂“给委托人解释一下，每天打电话，我受不了，打官司不是一天两天的事。”
我说：“解释过了，他们更相信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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