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历史思考：明朝时期，公文纸是如何流通于市场的？首先，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需要知道，洪武二十六年(19)颁布的《诸司职掌》中规定：凡本衙门合用奏启本、案验、行移、簿籍、囚人写招服辩，一应纸劄，山西部掌行。每季会计合用奏启本等纸各若干，估计合用钞若干，本部明立文案开付湖广部，于赃罚钞内照数关支，差官前去街市及客商贩卖去处，照依时价两平收买，数足到部。
和买制度的施行
堂上官用印封鈴，责付库子收领在库，听候各部将各季用纸数目呈堂，判送湖广部立案，照数关支。候至季终，销用尽绝，各部开称为某事用过某色纸若干，逐一开赴本部，将各部花销纸数查理明白，将来付附卷。其余季分，如前施行。
明初刑部赃罚纳宝钞，因此赃罚钞是公文纸的主要经费来源。由刑部山西部每个季度提前做好预算，估计好一季需要用的纸张品种、数量及花费，于湖广部备案，载于赃罚钞内支钞，由官员到客商处按照市价购买纸张，再收贮库房。
其他衙门流程与此类似，如吏部用纸，“凡本部合用纸劄，移咨刑部，于赃罚钞内关支价钞买用，明白立案、开销，以凭稽考。”依然是在刑部赃罚钞内支宝钞和买，并且要将纸张花销登记明白。这项制度最早记载于《诸司职掌》，不过刑部掌公用纸劄却可追溯至洪武十三年。
洪武五年六月定六部职掌时，刑部掌：“天下刑法及徒隶勾覆，关禁之政比部掌赃罚，凡犯钱粮户婚田土茶盐之法者。”至洪武十三年定六部官制时，已有刑部掌纸劄的规定：“比部掌赃赎勾覆及钱粮、户役、婚姻、田土、茶盐、（赃罚）纸劄、俸给、囚粮，断狱诸奸之属。”纸劄显然为新增内容。
这种刑部出钞购买办公用品的方式，可视为政府采购。但这个采购并非由刑部统一集中，而是各部门于刑部领钞后，“照依时价”分散购买。尽管在京各衙门分散购买公文纸，但一次购买一个部门一季所需纸张，对于明初的商业市场而言，需求量依然是巨大的，并不容易得到满足。
明初重农抑商、崇官抑私的经济制度及政策，农本经济及官营手工业虽得到较快的恢复，但商业性质的基层市场及区域性市场发展遭遇重大挫伤，从而形成极度的“萎缩”。因此可以推测和买纸张的量较为有限。
事实上明初政府也确实经常出现缺纸的局面，《菽园杂记》载洪武年间，“国子监生课簿仿书，按月送礼部。仿书送光禄寺包面，课簿送法司背面起稿，惜费如此。”
尽管这不是公文纸的重复利用的记载，但洪武年间却出现过铺卒偷裁公文纸之事，洪武十年()“禁天下急递铺卒不得私拆公文窥觇漏洩。时溧水旧镇铺卒，有私阅公文剪裁余纸者，故命禁之。”
明初纸张稀少珍贵，可见一斑。明初重典治国，使得社会犯罪率提高，犯罪人数增加，相应的赃罚钞数目应当十分可观。为何明政府还会出现缺纸的情况呢？问题很可能出在纸张产量上。
唐宋以来造纸业完成了生产重心的南移，纸张产区集中在浙江、江西、福建、湖广、直隶等地。而这些地方正处于元末农民战争的重要战场，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造纸业受到严重打击。
明初纸张主产区五地，每十年一次的上供物料纸相加仅万张，与万历时期江西广信府一次上供便需00万张纸相比，产量不可不谓之低。在这种情况下，明政府的当务之急是与民休息，逐步恢复生产力，在政府财政需求方面，不能过度索取。
明太祖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赤贫阶层出身的皇帝，他认为元朝灭亡，在于“庚申帝骄淫奢侈，饮粱肉于犬豕，致怨怒于神人，故逸豫未终，败亡。”
因此他对统治者的骄奢格外警惕。不仅他本人一生都躬行节俭，并且明初法律严苛，官员们也都尚能保持俭朴的作风。加之对文牍主义的严厉禁止，中央及地方部门在使用公文纸上，浪费情况较少。
从公文纸先做预算再领钞购买，收放量出制入的特点也能看出，政府在有意控制各部门纸张用量。然而随着国家建置逐渐成熟，行政机构的完善，官僚机构膨胀，冗官问题开始萌芽，使得用纸量大增。
另一方面宝钞在洪武后期由于滥发开始贬值，明初钱钞比定价为“每钞一贯准铜钱一千，银一两”，到了洪武后期，宝钞贬值严重。
如洪武二十三年()两浙地区，宝钞一贯仅折银二百五十文，宝钞贬值至最初定价的四分之一。赵善轩、李新华在分析了明代大明宝钞兑钱、兑银价格后认为：“宝钞自年发行起始，不足10年价值就已经急跌至原来的两成，而且一直下跌不止。”
贬值后的宝钞购买力大幅下降，已经无法完成政府采购的任务，形似废纸。在此情况下，即使政府有意控制公文纸消耗，也不能满足政府逐步扩大的公文纸需求。
明初公文纸的流通与价格
公文纸和买制度存在时间较短，受史料限制并不能很好地勾勒出该制度下，明代公文纸具体是如何流通的。目前只能推测其变革的原因是受宝钞贬值及需求量增加，赃罚钞和买公文纸不能满足政府日益增加的用纸需求。
洪武二十七年以前，政府公文纸使用刑部赃罚钞采购，使用的是时估价格。《诸司职掌》有明确说明：“凡本厅（五军都督府断事官）并五司合用纸劄，于官收赃罚钞内开支，差官一员，照依按月时估价值，两平收买。”
时估是明代政府制定的一项价格管理制度，最主要的目的在于为政府买办物品确定一个相对合理的价格。时估的重点在于“时”，即频率问题。
高寿仙在整理了《明太祖实录》、《宪纲》、《诸司职掌》中的相关史料后认为，明初的时估制度执行较为严格频繁，由市司负责，洪武元年规定三日一次，考虑到操作过于频繁，于洪武四年改为每月估定一次，市司的主管部门，在京师为兵马司，在外地为府州县，这些部门都要将时估物价按月申报上司。
市司为价格的统计部门，价格提供者为“同行人物”，即行户商贩。由于推行时间较短，目前并未查找到该时段公文纸张价格的相关记载。但根据采用的时估价格我们可以推测，明初购买公文纸的价格并非动态市场价格，即会受到供给需求的变化而波动。
而近似于一种政府定价，一月之内纸价不会有变动。尽管在政府采购行为中使用了货币（宝钞）结算，但不能据此认为明初公文纸的流通是一个纯粹的市场行为，因为纸价并不真实地反映市场供需关系。但相对于明代后期的物料采购模式，和买却是一种相对自由公平的市场交易。
囚人纳纸：明前中期
明代前中期公文纸的主要来源为囚人纳纸，最初仅实行于在京刑部，正统后逐渐于地方各级实施。由于各地开始时间不一，纳纸品种、数量不尽相同，并且明政府对应对纳纸中出现的新情况，对纳纸标准、管理方式曾多次作出调整。
洪武二十七年()，有官员建议将和买纸劄改为囚人纳纸。由原来囚人纳钞，各部以钞买纸，变为为囚人直接上纳纸张：凡问过罪囚，除逃军、逃囚、全家抄札起发，并窃贼外，其余官吏军民人等，俱各办纳纸劄一分。
每年春夏秋冬四季，本衙门臵立文簿一扇，轮流掌管，各部追到纸劄，俱送该管部分，附簿明白。着令管库典吏库子收贮，每月各部分合用纸劄，赴该部关支应用，余剩之数，季终该部呈缴本部，出给长单送付内府，该库交收取获长单附卷。
具体做法是：除特定囚人免纳外，其余囚人均纳纸一分，由刑部收贮管理。各部门原先按季领取赃罚钞用于专项购买，现在按月于刑部领取，并且要将收支明细登记在册。囚人纳纸的运行逻辑不同于赃罚。
杜婉言《明代诉讼制度》、何朝晖《明代县政研究》均认为求囚人纳纸的性质为诉讼费。本文亦持同样观点，但它同时具有罚款的性质，是在赃罚纳赎之外的惩罚。囚人纳纸一方面增加了民众进行司法程序的负担，另一方面广泛的纳纸群体为政府提供了长期、稳定的公文纸来源。
囚人直接纳纸，各部于刑部支用，使得公文纸的获取由货币财政模式变为实物财政模式。囚人纳纸制度最早实行于在京刑部，最初的制度细则，如纸张品种、数量均未可知。从后来的记载来看，明代纳纸对象根据缴纳群体不同，所纳纸张可划分为官纸、民纸、告纸。
最初的纳纸对象为罪囚，此后群体逐渐扩大，词讼中的告人也需缴纳。原告所纳纸张称原告纸，简称告纸，该纸属性可以明确为诉讼费。而被告如果有罪，再根据身份不同划分。军民纳民纸，在官之人纳官纸。这两类纸张具有诉讼费与罚款双重性质。
结语
总的来说，最初被告无罪不必纳纸，但从明代中期开始，“照得内外司法听理词讼，罪人到官，不问轻重，悉令输纳纸张入官公用。”不论是否有罪皆要纳纸，成为一种普遍性的惩罚。
